第一百九十四章 皇帝家有矿,长江商帮来投

    为了钱,朕都卖冰棍了。真是的,朕恐怕是历史上为了钱,连脸都不要的第一个皇帝吧?

    硝石制冰,唐代时便已出现,但一直未在民间普及。原因很简单,硝石制冰成本较高,较为繁琐。

    所以,皇家或富贵之家还是采用冬冰采集藏冰窖的方法,成本低,规模大。而老百姓则是用井水冷镇,喝起来也是拔凉拔凉的。

    但把硝石制冰大规模使用,就象工业化生产一样,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。

    对于皇家,弄到大量的战略物资硝石并不困难。何况,硝石融于水制成冰后,还可以再蒸发结晶重复利用,并没有什么浪费之嫌。

    有了这样的方法,皇家的冰窖藏冰也可以对外出售,贴补一下宫廷花费。

    为了利润最大化,皇帝还把制冷饮的方法卖给了中华商会,不仅拔付了一批从琉球进口的硝石,还准许他们使用皇家秘制、宫廷秘方的品牌。

    这还真不是强买强卖,价格适中的话,整个夏季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因为中华商会在北方有很多商铺,甚至是皮岛、辽南,都有他们的买卖。

    中华商会也看到了军人这个消费群体的潜力,烟、酒是最受欢迎的,糖、茶其次。

    朝廷不欠粮饷,军属也受优待,军人手里有钱,为了缓解征战的压力,并不是太过吝啬。

    再加上垄断了北方的边贸,中华商会赚得不是一点半点。既然皇帝给了这么多便利,就是冷饮不赚钱,买下来让皇帝高兴一下,也是不亏的买卖。

    而皇帝不得不赚钱,今年的金花银又泡汤了。连内库都不用入,便分拔给西南和辽东。没钱贴补,你让皇帝一家子喝西北风去?

    尽管万历爷爷留下的内帑还有挺多,可朱由校是个守财奴,本着能不用就尽量不用的原则,继续攒着。

    一百多万哪!想到看都没看着就已经花光的金花银,朱由校就不由得一阵肉痛。吃着水果刨冰,拔凉拔凉的感觉,才算让心里稍微缓解一些。

    为了明年的冬春大反攻,军工生产再度扩大,这也要花钱,还不是小数目。

    朱由校轻抚额头,朝廷财政上有缺口,还得要皇帝想办法来解决。你说,有皇帝当成自己这样的吗?

    别的皇帝花天酒地,使劲地造害,可有能敛财的臣子啊!象那个谁,和坤,就很不错嘛!

    “皇爷——”王体乾入殿,躬身奏道:“新晋司礼监秉笔太监方正化,前来陛辞。”

    “宣他进来。”朱由校放下刨冰,接过范小慧递过来的绢帕擦了擦嘴,伸手取过桌案上的文件。

    方正化进到殿内,跪倒施礼。山东人,虽是太监,却长得高高大大,若是胡须在的话,亦是一昂藏汉子。

    朱由校把文件交给宫人,转给方正化,说道:“此番派你去玲珑督采黄金,除了因你是山东人,还因你任提督诸监局时,公正无私。”

    “开采黄金是为解朝廷之困,亦是为民寻生计增收入,这两条你做得好,便是不负朕望。”

    招远属齐地,玲珑等矿地表层的富矿脉自唐代民营坑治,便有所发展。

    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:“凡天下出铜者州府。听人私采,官收其税”,矿冶出现了空前繁荣。

    诗人刘禹锡曾写有:“日照澄洲江雾开,淘金女伴满江隈”的诗句,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间采金业的兴盛情景。

    景德四年(公元1007年)宋真宗派大臣潘美来督办玲珑金矿田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:“天圣中(公元1023~1031年)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”。

    元初,《元史·世祖本记》载:至元五年(公元1268年),“令益都漏籍户四千,淘金登州栖霞县,每户岁输金四钱。”

    当时,黄金的最高年产量在三万两左右,比宋代产金极盛的皇祐年间高出一倍。

    明代神宗时,曾派大批太监到各处督开金矿。派到山东来的太监是陈增,招远开采金矿也一时极盛。

    全国黄金岁课最高的为永乐二十一年,总收入五千余两,却仅相当于元代最高收入量的六分之一。

    到了万历年间,派出太监征收矿税。从此,矿监横行天下,不市而征税,无矿而输银,成为虐民暴政,祸及各地。

    但这并不意味着开采矿产、征收矿税是不对的,只不过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。而万历用宦官充当矿监,和文官的掣肘也是分不开的。

    文官不主张收税,打着“不与民争利”的幌子。但实际上,朝廷既没得到,百姓亦不富裕,都流进了权贵官僚的口袋。

    此番,朱由校再派宦官督采,跟万历时又不一样。阻挠收商税、矿税的官员已经被清洗整肃,虽不能说是全胜,却已经少了很多阻力。

    另外则是采矿的章程,细划为官置场监(官办)和“由民承买”(民办,实际上是由大包头向政府承买下来,称主者,再分户包采);还有一种,则是对淘金户设监收税。

    象招远玲珑金矿、遂昌金矿、滇中银矿等,采取的是官办。因为这是中国有名的富矿区,后世还在开采呢,就该由国家垄断。

    由民承买的则多是新开的矿山,不知储量富贫,赚了是你的能耐,赔了是你倒霉。

    至于零散的淘金户,则交由地方政府管理收税,税额为十抽四。

    当然,没有最完美的制度,也不可能有,只是尽量完善,并且适时调整而已。

    后世谁谁富有,都用“你家有矿”来形容。皇帝富有四海,整个天下都是他的,采矿这个增收手段,怎么能弃而不用?

    尽管如此,朱由校对于派出的宦官也是相当慎重,多方考察后才最终选定的。

    方正化、李凤翔、褚宪章等,虽不是完人,但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官,还是强得不少。

    况且,用人可能看岔了眼,可监督却能亡羊补牢。这些督采矿监,不仅权力大为降低,督察院和地方官府也可劾其不法残苛。

    方正化双手接过文件,跪在地上展开读阅。这是皇爷的告诫,也交代了他工作的要点。还给他分派了工部的人员,在采矿技术上进行指导。

    “奴婢此行定当尽心竭力,以报主恩。”方正化叩首下去。

    朱由校点了点头,说道:“有何难事,若不能决断,可奏与朕知。嗯,若无他奏,你可退下!”

    “万岁保重龙体,奴婢这便去了。”方正化叩头拜别,躬身退出殿外。

    不管朕如何精心挑选,总会有人骂朕,就象对万历爷爷派矿监一样。宦官、阉人,重用他们的皇帝都是昏君。

    可现在,朱由校已经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,怎么说。昏君也罢,明君也好,一闭眼,谁还在乎?

    关键是自己想着长命百岁,七八十也能接受。可这天下不太平,怎么能安生地活那么久呢?

    责任感也是有的,不忍见明末那般地狱似的场景,更不想建奴窃据中原。

    可归根到底,朱由校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稳,老百姓也能免于战乱之苦,小冰河期也不至于让中华陆沉。

    其实,这个思路也没错。如果说朱由校作为穿越者,都做不好皇帝,活得不长远,那换了谁来,也不会比他更厉害。

    就说招远的金矿,政策得当,开采起来没个不赚钱。可产量既低,又不能巩固发展,除了文官集团的掣肘,就是大明的腐朽最为关键。

    朱由校一直在兴利除弊,一直在清洗整肃,为的就是这个目的。而且,这将是个长期并持之以恒的政策。

    几百年的封建王朝,腐朽是必然的。要么革命,推倒重来,也就是改朝换代;要么改革,拔乱反正,重新振作,也可称之为“中兴”。

    朱由校是皇帝,自然毫不犹豫地排除第一项。这样就简单了,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不用想得太多,犹豫迟疑了,干就是了。

    方正化退下,皇帝又思索了片刻,伸手取过奏疏,翻阅起来。

    要让皇帝看得舒服,言语即便稍有不当,也不会追究问罪;若是晦涩难懂,长篇大论,皇帝看得头大,纵是真理,也不会得到赞赏。

    现在的臣子们都知道了皇帝的脾气禀性,哪怕是最倔的臣僚,也明智地在文中加了标点,或是用空格断句。

    特别是皇帝特赐上书权的商会,写得就更加浅显明白,让皇帝不必费心劳神。

    比如这封江南商会唐默的上书,就让朱由校又看到了工商发展的促进剂,那就是长江航运。

    说到长江航运,先要讲讲在明朝出现的商帮。

    同样是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封建王朝,往往用宋朝和明朝作比较。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,宋朝是最重商业的,明朝则要大大逊色。

    但以宋代经济之发达,却并没有出现商帮。在明代,商帮反而不断涌现。晋商、徽商、浙商等商帮,兴起的时间都在明朝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,首先是宋朝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,因为军队不强,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大,弱宋难以形成战略压制,边境的战乱始终不断。

    症结很简单,便是幽云十六州始终不能为宋朝所控制,这是大宋在安全上的最大的缺陷。

    其次的原因,也和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关。弱宋为了求得国家无战少战,多有给其他周边国家岁币纳贡的习惯。

    这些岁币从何而来,自然是国内的百姓,包括商人在内。从数据上可以看出,宋朝的商税比明朝高了很多,说是盘剥也不为过。

    再加上宋朝出了名的冗费、冗官、冗兵,政府财政支出十分巨大,又不抑土地兼并,就只能多方搜刮,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。

    反观明朝,商税“俱三十税一,不得多收”,对于商人来说,简直是微不足道。重农抑商,农民负担重,商人减税负,明朝的这个做法,倒真是令人目瞪口呆。

    而继承了宋朝留下的科技成果,明朝在此基础上,又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这无疑加速了社会生产效率,民间手工业更是得到了高速发展。

    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为例,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张;

    南京、临清等城市“周围逾三十里,而一城之中,无论南北财货,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”。

    仅南京一地的陶瓷厂,每年就能生产制造百万件瓷器。

    综合以上原因,也正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,才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。那个时候不叫商会,叫商帮,或叫商会帮,通常按籍贯进行划分。

    比如徽州商帮、晋陕商帮、福建商帮、江西商帮、长江水帮等等。这些商帮以“会馆”为联系场所,互相支持,越做越大。

    其中长江水帮,因为长江这一横贯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,因为“黄金水道”而兴,实力也是甚强。

    从时间上看,长江水帮真正崛起还是在正德年间。因为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,后又诏准衡、永、荆、岳及长沙等地的漕粮全在汉口交兑,汉口由此而成为湖广漕粮储存、转运的中心。

    拥有水运之便的汉口,借此契机,商业及转口贸易日益繁盛。

    到万历年间,汉口镇(商业中心)已经与景德镇(瓷器)、佛山镇(手工业)、朱仙镇(版画)并称全国四大名镇。

    而在广阳杂记中,又有“天下四聚”一说。北则京师,南则佛山,东则苏州,西则汉口。标准则是以商业中心来划分,汉口也占其一。

    当时的汉口货物山积,居民密集,商贾辐辏,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港口,还是当时明朝大米和食盐的集散地。

    为此,商贸上又有“货到汉口活”一说,有“十里帆樯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夜明”来形容其壮景,更享有“楚中第一繁盛处”的美誉。

    长江水帮便是依托汉口这个九省通衢、商贾云集的城市,运输贩卖云、贵、川、湘、豫、赣、晋、桂等省货物,抱团成伙,发展壮大,又被称为长江商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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